我去年曾以合理集资与庞氏骗局为题，解释了对吴英集资诈骗案的三个观点：（1）反对极刑。
不该进的地方则是昂首阔步，大规模推进。所以，我觉得战略上要推进城市化，不能搞大规模的农村建设，那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。
而政府的收入比重扩大，很重要是与这些年政府三公消费规模过大，总量过大有关。我觉得从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，本身的内在属性来说，它应该是以机会平等、地位平等、交易规则平等作为根本的。三是线上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也应改革。即便交易规则平等，等价交换，也会导致分配结果不平等。另外一个，也与政府改革有关系，刚才说老百姓对收入分配有很大的意见，除了周教授讲的地区之间、城乡之间、行业之间、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以外，我要指的是，在人群间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普通百姓与政府官员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。
主持人：您刚才提到，国有经济是扩大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对这块的改革有什么建议？周天勇：第一，国有企业要有一些竞争性的领域，该退的就退，竞争性领域还是要放给非国有经济，第二，国有经济主要是国家的，需要非公有经济干，或者是干不了的，比如说，重大的科技突破，非公有经济投10年不见产出这玩意就不能干了。昨天，我在中越改革论坛上讲，中国也好，越南也好，社会矛盾集中在哪？我回答有三条，第一，普遍的社会腐败，而且很严重，中国越南等都存在。有些国企高管在拿国企的钱作政治投资搜狐财经：温家宝总理曾在很多场合不断的谈到政治改革这个话题。
过去这些年，发改委对养猪农民、生猪物流、猪肉价格等进行干预，包括补贴扶持，使这些年的猪肉价格大涨大跌，涨跌幅度被放大了很多。陈志武：特别是对农民来说，影响非常大。要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，而单靠证监会是不行的。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您觉得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？陈志武：温总理说的很对，道理也简单。
权和责都没有相对应，最后不仅这些机构失控地膨胀，而且权力往不该去的方向扩张。总的来讲，土地产权改革难以推进有三个原因：第一，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误区。
搜狐财经：目前在政府层面有什么动作吗？陈志武：除了一些经济学家，比如张维迎、许小年等学者，再加上一些退休的政府官员在呼吁外，决策层没有这方面的动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家把注意力往别的地方放，不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太多的事情上让自己自讨没趣，让自己痛苦。这些作为解救危机的手段，跟中国还是强调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就好像人民网这样的公司，也可以通过审批。
假如你从张三手里买了60年的田面权即土地使用权，你种田每年给他交地租，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进城办杂货店更赚钱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把已经租过来的、还有50年的田面使用权卖给李四，而李四今后不想种田的时候，可以把田面权卖给王五，等等。您认为是审批制好还是注册制好？陈志武：注册制更好。土地私有化以后，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，地方政府很难再从土地中创收那么多。政府什么都管之后，社会就容易变懒，出了问题当然也会怪政府。
但是，退一步讲，即使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不可以转让、不可以买卖，亦即公民只有享受分红、享受股权增值好处的权利以及行使监督问责权利，那也比目前的状况好很多，尽管那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但是人就是这样的，只能通过让他们经受挫折才吸取教训，逼他们去关注这些上市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股市变成良币驱赶劣币的机制。
针对这种情况，发审委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，但是发审委照样批准人民网上市。因为人不管怎么样，都很现实，也必须做一些心理和预期方面的调整。
农村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，也导致了整个经济民间消费增长乏力。他们只有行使权力的冲动，没有被问责的机制。这样的话，当国民权益基金被13亿基民问责的时候，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，而是一个纯粹的公司治理、公司管理的问题。不过，现在郭树清主席让人们重新有希望。第二方面，政治改革之所以很重要，也是涉及到中国今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会高还是低的问题。但要把目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，就必须有政治改革的支持。
如果我是大国企的高管，如果每年我企业有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资金可以用，那么，我会怎么花钱、往哪些方面投资呢？因为对我来说，投资回报好坏对我个人经济上没影响，但我知道作为国企老总，我追求的是更快地在政治权力上上升，那么，我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到一些市长、书记未来政治前途非常好的地区去做投资，去他们那里投大项目，因为今天拿国企的钱帮他们制造政绩，等他们升官后不会忘记我的，这是政治投资。如果土地制度能得到纠正并真正私有化，那将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提供新动力。
但是实际政策方面并没有往这个方向迈进太多。证监会可以去惩罚、起诉一些证券公司、上市公司，但是到最后，投资者必须有办法主动保护自己的权益。
这样一来，接下几个月后猪肉供给大大增加，导致价格猛跌。但郭树清在答记者问时，好像认为应该继续保持审批制。
与此同时，媒体是不是能独立监督，是否能享受到足够的新闻自由、言论自由，这也非常重要的。十三亿中国公民可以以股东身份参与对国民权益基金公司、对国企的监督与监管。尽管这样，我们作为学界人士还是有责任把逻辑上、实践上看可以更好的安排讲清楚，向社会解释为什么不进行民有化改革的话中国经济会难以持续增长。那么，您认为从证监会成立二十的历史看，这个机构有没有做好这个工作？陈志武：证监会的工作很难，整个制度环境决定了证监会要一枝独秀很难。
所以对立法机构、司法机构的压力也不像01、02年那么高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到位，征税权没有得到制约，导致了国富民穷局面恶化，这是宪政问题。
第三，好多学者，包括很多的决策层官员的认识存在误区。搜狐财经：如果能继续推进土地改革，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应该会很大。
这种投资，经济效率不会高，因为效率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，反正跟我个人没有关系。这些年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，印象中没有一次就证券监管进行公开听证、问责的，人们对法院的期望也已经不再。
搜狐财经：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，您曾经指出中国的证监会不但有执法权，还有立法权。单靠证监会一家，而没有司法体系的配合，很难保护投资者利益。没有他们的话，即使有一个证监会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。中国人民想搬北京的倾向远比美国人搬到纽约的倾向高很多很多。
一旦猪肉价格涨了很多，他们就会鼓励农民去多养猪，给他们各种帮助。试想想：很多国有企业很有钱，它们的资金会怎么用呢？它们会在乎效益吗？不会的，因为做好了对管理层个人收入没有影响。
对于可支配年收入是3万的北京人，需要一百年才能够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房子，显然北京的房价是太离谱了。当然，国有企业可以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，不改变宪政、权力制衡架构的情况下做更多改革。
搜狐财经：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那儿……陈志武：当然，北京房子的合理价格相对于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之比，可能比纽约要高一点。当越来越高比重的国民收入进入政府腰包，而不是进入老百姓腰包的话，必然使得政府投资越来越多，民间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越来越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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